自己的学术成果如能被他人规范地引用、吸收，应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。前不久，在书店看到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《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》（孙石月著），随手翻开该书的后记，发现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本书吸收了近年来许多新作和论文的研究成果，诸如王奇生的《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（1872－1949）》……”。见有此言，尽管当时手头带钱不多，本来另有一本中意的书想买，略作权衡，还是先将这本声称“吸收”了自己研究成果的著作买回，想看看它是如何吸收自己学术成果的。
《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》（以下简称《女子留学》）全书共约26万字。笔者研究留学史有年，相关资料收集也不算少，但仍感近代女子留学方面的资料相当匮乏、零散，看到《女子留学》能写成这么厚一本学术专著，拜读之先，已对作者深怀敬佩。怀着这样一种心情，正襟而坐，细心阅读。
开读该书前言，即有一丝“亲切”之感，觉得作者文风与自己颇有几分相似，甚至其中的某些遣词用句也与拙著《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》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）前言大同小异。心想作者在“后记”中已有所说明并已“一并致谢”，某些“略同”大概也算是“吸收”吧，于是继续拜读正文。
未料进观《女子留学》正文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所见种种，着实令人吃惊不小。首先是拙著《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》中的论说文字频频受到《女子留学》一书改头换尾的“借用”。“借用”时，有的将原有文句稍加改动、增删，有的将原文段落前后次序略加调整、颠倒，还有的将原文的部分章节加以剪辑、压缩，重新组合。拙著有幸被《女子留学》“借用”之处竟达数十处之多。
更感“荣幸”的是，也许是《女子留学》作者对拙著的文字“情有独钟”，或许是为了“忠于原著”，不少地方干脆采取拿来主义，竟一字不易地照搬照抄，或整段，或整页，有的长达数页，有的地方连标点符号，段落划分也“原汁原味”地加以复制。如《女子留学》第307－316页大约长达10页的内容，抄自拙著第143－163和381－382页，第324－327页长达4页的内容抄自拙著第270－273页。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其中第313页末段至第315页首段共约1300字的篇幅竟一字不漏地抄自拙著第157－158页。第324首段至326页第2段共约1600字的篇幅也是一字不易地抄自拙著第270－273页，创该书抄袭之最。
从《女子留学》一书抄袭的总体趋势看，该书前半部分抄袭较少，越往后抄袭越多。前半部分一般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抄，或者是改头换尾的抄，到后半部分则发展为整页抄，甚至接连数页地抄。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出版社催稿甚急，作者写作后期完稿心切，另一方面也与后半部分即民国时期的留学史可供其“参考”的“资源”，未若前半部分即清末时期丰富有关。目前学术界有关清末留学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多，而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学教育的研究成果比较少。除拙著外，有关国民政府时期留学教育的论述文字不多。笔者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五年，得地利之便，从该馆所藏的大量北洋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原始档案中沙里淘金，抉剔爬梳。有关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乃拙著首次公开使用。《女子留学》一书竟原封不动地直接抄引拙著中的引文和注释，而不注明转引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拙著注释采用的是页下注，而《女子留学》采用的文内夹注。初步统计，该书直接抄引拙著资料多达上百处，而注明转引者仅2处。不少统计数据和表格乃笔者根据大量原始资料综合分析所得，而《女子留学》竟也堂而皇之地“借用”而不加注明。如拙著第270页抗战时期大学教员留学出身的比例表，是笔者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两厚册档案《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》，费时整日，方统计而成，《女子留学》作者也毫无愧色地照抄拙著原注“根据《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》1、2册统计而成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五（2）－699”。
此外，《女子留学》在抄袭的过程中，可能因为时间仓促，或对原文理解有误，导致抄错之处不少。如第131页，1911年留美学生人数为660人，应为650人。第261页注释，《申报年鉴》1933年，38页，应为Q38页（那时出版的一些年鉴多按篇分页，篇与篇之间的页码不相连续，如第一篇为A1～A××，第二篇为B1～B××……《女子留学》作者显然不明1933年《申报年鉴》的页码编序，转抄时可能认为“Q38页”中“Q”为一衍字，故而略去）。第282页把一段40年代末期的史料，解释为30年代的史事。第282页有一处注释把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唐德刚写成“胡德刚”。第334页将原文中的“取径东洋，转道入内”，错改为“取经东洋，转道入内”。此外，书中多处将“负笈海外”改为“负芨海外”。诸如此类抄袭中出现的错误，书中还有多处，在此不一一列举。
近年来，尽管学术界呼唤学术规范的声音不绝如耳，而学术犯规的现象仍屡有发生。以往不遵守学术规范的现象，主要是剽窃学术观点，或不规范地转用和处理资料，像《女子留学》这样公然连文字也原封不动地照抄的现象，实属罕见。照抄1600字的篇幅而一字不易，恐怕可创下学术著作抄袭之最了。
据《女子留学》“后记”称，除拙著外，该书还“吸收”了李喜所先生的《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》、董守义先生的《清代留学运动史》等学术成果。对这些学术成果，《女子留学》是如何“吸收”的，笔者不及比照，在此不敢妄断了。
（此篇将全文刊载于《近代史研究》1999年第1期，本刊发表时有较大删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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